052018年11月12日 星期一 编辑：孔卫东 责校：王晓娟 热线：89866777 老长春

据记载，百年前的长春人，重信义守宗法，往往只在买卖产业、租种土地等重大事项时会立下文契，在一些并不大的事件上，多数是口头契约。有人借钱即使数额较大的，也多是口头契约。但男女订婚，会有婚书和媒证，可见人们对婚约还是非常重视的。而悔婚是指两方已经订婚，过了聘礼的情况下，一方或因对方人品问题，或因对方家庭条件发生变化，而撕毁婚约。当时长春的满族和汉族人，有记载的“动辄悔婚”的现象非常多，甚至被当成一种民俗写进志书；而回族女子的婚姻，往往一经其父应允，就不会再改变了。

长春厅曾上演真实版《孔雀东南飞》的爱情悲剧

据志书中记载的百年前长春的“悔婚”事件，多与一方嫌贫爱富有关，而“父亲”在这类事件中通常起着很重要的作用。据《吉林通志》的记载，清代，当时的长春厅有一个梁姓女子，非常美丽，从小就许配给“同里王氏子”。但王家非常贫穷，拿不出聘礼，于是婚期一拖再拖。而附近有个姓孙的财主，为富不仁，垂涎梁姓女子的美貌，就给这位女子的父母送了一大笔钱，提出要娶其为妾，可能是梁父嫌贫爱富，居然同意了。结果这事情被女儿知道后，她心知不能说动父母，于是就跑到未婚夫家，两人商量后，双双逃离了长春，以为这样就可以摆脱孙财主的魔爪。看到自己天天惦记的美女无法得到，孙财主就跑去长春厅，起诉了梁家。当时的长春厅通判不但受理了案子，还判定王家拐逃民女，要求梁姓女孩“复归孙某”。孙财主当然万分高兴，并迎娶女孩。没想到，梁姓女孩性情十分刚烈，在结婚的那天晚上，自缢而死，上演了《孔雀东南飞》中女主角刘兰芝的爱情悲剧。

《长春县志》曾就此事评说，梁姓女孩是因为被强迫而归入夫婿家，不能称为私奔；而“婿与已聘之妻走避强梁”，而孙财主恃财肆暴，“强谋娶已聘之女为妾，其罪已无可逭”；还说像孙财主这样的人，应该绳之以

法。而此案却将人判归给孙财主，当时的长春厅通判是何等的昏庸。

发生在民国初年的悔婚事件

到了民国，悔婚事件也时有发生，1916年12月，当时的报纸曾报道，住在长春城内西关的郭尚福，早年将其女许给了雷景云的儿子为妻，双方立有婚书，还有媒证，结果雷家后来衰落了，于是郭尚福就想退婚，尽管双方再三协议，但雷家就是不同意。结果，郭尚福家人及其女一并潜逃。这事成为当时的重大新闻。

上述事件是民间的自行解决方式，当时还有因“悔婚”而闹上法庭的。据当时的媒体记载，长春城内的一家民户，男主人已经故去，其当家人为葛孟氏。这位母亲为儿子从小就“定妥杨赵氏之女桂容为媳。”但当时杨家很贫寒，葛家认为杨桂容是自己家未来的儿媳，应该好好照顾，于是小桂容就被接到葛家，养育了数年。等桂容长大后，她父亲却撕毁婚约，把杨桂容领回了自家，还准备将女儿嫁给其他人家。数年的辛苦付出，葛孟氏当然不会同意这种结局，找上杨家，

向其要人。后来这件事还惊动了许多邻居，劝解之下也

没有得到解决，双方又扭打到巡警局，结果被警察转送法庭讯办。另一个例子则体现

出当时门当户对这一婚姻观念的残酷性。长

春西三道街住有赵庆祥一家，他的儿子与董鹏云女

儿结下婚约。董鹏云家资宏富，在长春也算是个名人。让人想不到的是，赵家的男

孩遭遇不测，被人推入井中淹死了。失去儿子的赵庆祥悲伤之下，也可能是听人传言，就到

警察厅四区报案说：董鹏云嫌贫爱富，但碍于体面，不能直接退婚，于是暗中使人将我子投入井中致死，以期达到离婚之目的。涉及到人命，警察四区的区官也不敢做主，立即上报给警察厅。警厅一面传唤两方进行审讯，一面派出多名人员调查，最后判定赵家的控告为一纸空谈。从当时的社会现实，董鹏云为回避舆论压力，也可能做出这样的事，但毫无凭证，我们无法断定。双方订婚时欢天喜地，最后的结果翻转太大，实在是超过想象。

上述悔婚，只是家长的决定，到了民国时，随着新思想的传播，女性自主意识增加，也有女性为争取婚姻自由而抗争的事情。《盛京时报》就记载了一起女子“跃车丧命”

的悲剧。事件发生在从长春开往吉林的“吉长路第五次票车”上，在火车快到卡伦车站时，突然有一名身着艳装的女孩跳下火车，当时“首部着地，头骨四张，脑浆迸裂，立时殒命”。

后根据记者调查，这个女子住在长春西五马路，当天她是在嫂子陪同下，前往吉林结婚。大家都在车上料理行装，谁也没想到她会自杀。嫂子见她走出车门时，就抽身跟了过来，当发现这名女子要跳车时，已经来不及了，“救援不及，连带坠地，手头俱破，鲜血淋漓，但没有性命之虞”。这名跳车女子的自杀，在当时引发了诸多传言，

“婚姻不自由，不能自主”的说法成为当时的主流。

男性主导婚姻“休妻”权利也并不好用

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，离婚权掌握在男性手中，但男性也不能无缘故地休妻，休妻也是有条件的。当时奉行的是“七出三不去”原则。“七出”，即不顺公婆、无子、淫、妒、有恶疾、多言、盗窃；三不去，则是女方无所归（没有娘家可以归属）、与更三年丧（为公婆守过三年丧事）、先贫贱后富贵。三不去条件下，男方是不可以解除婚姻的。民间俗语有“休妻毁地，到老不济”的说法，在长春史志的记载中，多数“休妻”行为是要受谴责的，官府甚至会按宗法判案，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进行一定的保护。

清光绪末年，在长春府西北，距离长春城三十五里的一个屯子里，有一个姓姜的男子，平时“素行不法”，整个家族的人都怨恨他，乡邻对其所作所为也极为不齿。后来这位年青人“无故休妻”。他的祖父对此进行数次劝解，但根本不起作用。这位老人家据此得出结论：“以此孽根终为家累”，于是带领族众“将舛孙打死”。打死的当天，这位老人家就来到长春城，向知府禀明原因。当时的媒体评论说“想太守亦无非存案而已”。也就是说，这种因休妻而导致的长辈处死家人的行为，是极为正当合法的，太守只会将这件事作为一个案子记录下来，而不会对姜姓老人家进行惩处。

清宣统年间，长春城内有一个名叫林维斗的人，原是山东栖霞县人，后来到长春入籍。他在长春取得很不错的功名——优贡。在清代，优贡是很难得到的，其成色并不比举人差。要3年才选拔一次，在吉林省，必须由奉天学政，即东三省主管教育的官员，在吉林省各府、州、县的在学生员，即上学的秀才中选拔文行俱优者，然后与吉林将军会考核定后确定下来，送入京师国子监继续深造，也就是直接具有了功名，这是正途出身，可以像举人一样出任官员。

按理来说，林维斗身为优贡，应该知书达礼，但他人品低劣。他把老母和嫡妻抛在脑后，扔在山东老家，多年不管不问，自己在长春“娶二美少，甚为宠恋”，生活十分美满惬意。而且还在官场谋了一份差使。清宣统元年，林维斗的妻子在他侄子的陪同下，到长春寻夫，“乞其蓄资回家，以孝养婆母”。但怎奈林维斗竟毫不理会。无奈，林妻将其告上法厅，当时长春知府是孟宪彝，他亲自堂讯，要求林维斗若能脱身，就急速回家定省；如果不得脱身，除了给妻子等人拿些路费钱，再带洋二百元回家，以资孝养老母。没想到林维斗不但不同意，还当堂诋毁妻子，要休妻，说她和自己的侄子一路北上，双方一定“有染等情”。孟宪彝听罢大怒，直指其人品不端。林维斗被骂得狗血喷头之后，自知理亏，才唯唯而退。从此也断了休妻的想法。但他抛弃糟糠之妻的行为，不仅被当时的人耻笑，还被媒体报道加以批判。

爱情美满，婚姻幸福，是每个人的追求。自古以来人们在结婚的时候都追求“愿得一心人，白首不相离”的理想状态，百年前的长春，人们结婚时，婚书上也有对婚姻的美好祝福。但世事难遂人愿，定下的婚约，当事人会在什么情况下不愿意执行？女子对父母定下的结婚对象不满意会怎么做？当时真实的“休妻”，其实也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。本期《老长春》，我们就来说说—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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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今，提到长春城的源头，都以1800年“借地设治”开始，这里的“借地”，“借”的是蒙古王公的地。事实上，长春原属蒙古郭尔罗斯前旗属地，地权归蒙旗，随着大量游民进入蒙地耕种，就要交租。从1800年长春“借地设治”，蒙旗一直设柜招租，直到1936年。

乾隆年间开始设柜招租 只收田税

清乾隆五十六年（1782年），蒙旗为了增加财力，开始设柜招租，获得清政府批准。当时的征收机构俗称“租子柜”，设在蒙旗内，只征收“大租”，即按土地面积征收田税。清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，经吉林将军秀林查办，长春共有熟地265648亩，蒙旗每亩征粮4升，共折银578.6两。

清嘉庆五年（1800年），清廷接受秀林的奏本，借蒙地设立了长春厅，蒙旗的征收机构称“蒙旗征租处”。1825年长春厅北迁至宽城子（长春老城，今南关区四道街一带），长春厅设在西四道街，长春道台衙门成立初期设在东四道街，蒙旗征租处就设在长春道台衙门附近，可见地方政府对蒙旗征租的重视程度。

长春税捐与蒙租分成 征收多种税种

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，蒙旗的征租由原来的按亩收租改为按垧征收、以银结算，并由地方政府征收。地方政府将地租的三分之二归蒙旗，三分之一归省库。蒙旗征租处虽不直接收租，但负责接收地方政府分给的税金。

单纯的地租难以维持地方政府的支出，于是产生了盐税、关税、卷烟税、交易税、印花税等许多税种，这些税种又分别归入国税和地税，实行不同的征收办法。为了维护蒙旗的利益，就采用长春税捐与蒙租分成办法。据1929年吉林省财政厅关于蒙旗税收情况记载：众多税种中的货物销场税（商品营业税）、粮石出产税（卖方米谷税）由蒙旗提二成，斗税由蒙旗提三成，牲畜税由蒙旗提一成半，酒税由蒙旗提五成。

伪满提供经济补偿方式 结束蒙地和蒙租

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，日本关东军并不承认伪满洲国是清朝的延续，也不承认清廷对蒙旗王公的封爵。但他们明白蒙旗王公的传统势力不能忽视又必须利用，所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蒙地和蒙租仍然存在。据长春地方史志专家于泾撰文，1936年3月，伪国都建设局为了收买长春的“国都建设用地”和在长春商埠地取消蒙租征收权，由伪新京特别市公署出面，由伪新京特别市提供经济补偿，长春市区的蒙地和蒙租基本结束。1938年，关东军说服了蒙旗威望最高的齐默特色木丕勒，由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向溥仪献上“蒙地奉上书”，从此蒙地全部划归伪满洲国所有，蒙租自然也就寿终正寝了。

百年前长春的婚变故事长春晚报记者 赵娟 通讯员 杨洪友

清光绪年间的休书。（杨洪友提供）

男女双方取消婚约时，要出具退婚书。图为男方因无法为儿子迎娶，而向女方出具的退婚书。 （杨洪友提供）

同样是上世纪50年代，建筑工程部召开了设计及施工工作会议，对基本建设中的浪费问题和设计中导致浪费的“复古主义”“形式主义”倾向，在全国范围内对“以梁思成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

想”进行批判。当时，全国范围内对“大屋顶”进

行批判，因此，很多人把“大屋顶”的设计和梁思成联系起来。而《人民日报》对地质宫的批判中，称“先看看屋顶，这个‘宫殿’是用二十三万多

块绿色琉璃瓦铺成……”很可能因此有人误认为地质宫是梁思成的设计作品。此外，由于梁思成在中国建筑界的大师地位，长久以来，由于宣传上的需要，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以讹传讹。

蒙旗设柜招租始末

长春晚报记者

赵娟

通讯员

刘双义

说说地质宫的设计者长春晚报记者 赵娟

在踏查长春团队最近举行的《伪满洲国纪事》一书首发式上，两位先生因地质宫的设计者而产生争执。地质宫是解放后利用伪满新皇宫的地基建起来的，堪称长春的标志性建筑。然而，在解放初，它却是被《人民日报》点名批评的。其设计者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梁思成；其后，经过吉林省地方学者和历史爱好者的考证，认为是长春市建筑设计室（今吉林省建筑设计院前身）的王辅臣主持设计的。

上世纪50年代，《人民日报》曾发表署名文章《一座浪费的不适用的学校建筑》，批评地质宫是“长春市内最豪华的一座建筑物”，称其耗资巨大，超过国家控制指标，言辞非常

犀利。其后不久，王辅臣在杂志上发表

文章《检查我们对地质宫的设计思想》，当时王辅臣担任长春市设计公司设计组长。

根据陈学奎老师提供的王辅臣日记、简历以及地质宫的设计图纸上标明的“东北地质学院 由王辅臣设计”字样，可以看出，地质宫的设计者是王辅臣。

《人民日报》质疑地质宫后 王辅臣曾发表《检查我们对地质宫的设计思想》

地质宫是梁思成作品？长久以来的误解因何而来

上世纪60年代的地质宫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地质宫。 上世纪80年代的地质宫。

1996年的文化广场。